疫情防控期间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发生逾期的，不视为违约，不进入违约客户名单。

按照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在确保金融主权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美国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频频制造事端。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如果当初贻误战机，拖延整治，当前面临的困难会大得多，不良后果难以估量。

要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坚决查处风险背后的利益勾结，把查办案件、防控风险、挽回损失、堵塞漏洞、重塑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金融风险根源于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在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我以为金融无疑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自2009年7月央行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领域的使用限制。进入专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第三，要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由相关部门出资设立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母基金，在企业初创期介入，实行财务投资，由银行管理，把投贷联动真正做起来。

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如此才能为支持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一个高效完备的生产供给体系。与社会资本的短期性和逐利性相比，商业银行的投资期往往比较长，能够支持企业长期稳健经营，且雄厚的股本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多的债权资金，使企业的资金实力成倍增长。

其次是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同时银行资源的整合能力比较强，可以帮助企业搭建综合化的服务平台，引入产业投资人、咨询机构、保理商、保险公司这样一些外部力量，帮助企业持续完善财务管理和公司治理，培育更多的待上市优质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为防止过度刺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将政策中心主要放在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规模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然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第五，必须坚定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

机构投资者不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还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纪人，所以机构投资者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9年以来，我国的风险投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2020年公开披露的风投规模只有405亿，大约是2019年的1/4，而且小微企业也不是风投的青睐对象。个人认为，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从目前现收现付制的DB型养老计划转向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是必然选择。众所周知，华尔街和硅谷实际上也是相互成就的。

首先，通过建立第三支柱可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为长钱，从而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过去由于交易惯性和路径依赖认为是无所谓的问题，都开始逐渐变的有所谓了。

其次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放开对境外投资者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完善退市制度，防止行政管理的过度介入，加强投资者保护，为投资者提供良性竞争环境，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运行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决定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只有这些结构性变革得以实现，才能够助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重要的是如何通过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把国际金融资源用于推动国内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而不是盲目地把国内的金融资源无序和低质量的散发出去。目前人民币是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计价货币功能也有所突破。

当前，中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金融大国，我们的银行体系、信贷市场规模、外汇储备规模都是全球第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的规模排全球第二。这意味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

我们知道，按照正面清单评估的四十多项人民币资本交易项目，只有五、六项是不可兑换的，显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但如按照负面清单，我国完全可兑换的资本交易项目只有七、八项，其他都是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然而受美国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影响，担心美元结算、清算渠道受阻，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的币种。

与此同时，建立第三支柱还有助于培育机构投资者，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活，经济活。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的信息披露、退市、卖空、投资者保护等制度都不够完善，境外投资者在对境内投资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行为谨慎，投资期限也是趋于短期化的。第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

从今年前七个月的经济数据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具有较强的韧性，率先实现了3.4%的正增长，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企稳修复。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互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为指引，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为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需求的拉动。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散户多、波动性大、炒作风气浓，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

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大概是40万亿，如果把这些资金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运营，其中只要有20%可以配置到股权融资市场，可以运营的资金就会达到8万亿。其实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其实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早已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所以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与国际上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成功的养老金体系相比，当前制约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财政给予的税收优惠激励不足，涉税流程相对繁琐，没有能够调动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规模经济也不够，机构投资者发展也不足，养老体制改革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

首先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不到5%，债券市场外资占比不到4%，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3%，银行业外资占比不到2%，所以说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